“解缆已更市，榜歌犹未残。镇村垂橘庙，拍水漂麻竿。日泻帆光淡，江澄塔影寒。驿楼经再宿，亦觉别情难。”——《候官市》。这是一首来自明代尚书、闽剧鼻祖曹学佺的诗，寥寥数行，落笔有情，自此，“候官”这一名字定格在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侯官，这一古县今村，在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千年回响的侯官文化，作为优秀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也必须担负起守正创新的光荣使命。
形成了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文化品格
这是强化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侯官文化作为优秀的地域文化，以共同的生活聚集地为基础，相似的生活习惯和近似的性格特征，更容易在传承中凝聚血脉优势、激荡情感共鸣。马克思虽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充分肯定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塑造的重要作用。
海洋文明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侯官文化开拓开放的特性。派江吻海、环山沃野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其一半为山、一半入海的地貌骨架。考古学家在平潭壳丘头遗址中发现了21个贝壳堆积坑，闽侯昙石山遗址中发现大体量的蛤蜊壳堆积层，作为典型的贝丘遗址，反映了当地祖先以贝壳作为主要食物、“靠海吃海”的史前海洋文明特色。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与台湾大坌坑遗址在形状、装饰上一致性高，说明两地曾处于同一个文化圈。考古发现，南至金门，东到台湾，皆存在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类型或遗址，其影响力甚至覆盖到更远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这些证据都表明候官地区的向海迁徙活动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此后，汉晋东冶港建成，三国时由吴国设立“典船校尉”，由此航行至台湾、菲律宾，唐时成为与广州、扬州并齐的三大港口之一，明朝更是进入对外贸易的鼎盛期，“五口通商”后，此地又成为全国大宗货物集散地。这一历史悠久的区位优势促进了中外融通、面向世界的典型海洋文化形成，积淀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文化品格。这种海洋文化的优势特征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工业革命后，西学随着海洋东渐，在候官形成了以林则徐、沈葆桢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行动，并激发了东南沿海一带最早一批爱国主义思潮的诞生。
多元文化的融合奠定了侯官文化兼容并包的特性。“闽”，《说文》：“东南越。它种。从虫门声。”许慎认为，“闽人”之所以称“闽”，是因为其祖先是蛇。闽越部落以蛇为图腾，在如今的闽侯县境内还有蛇王庙的存在，并因此形成断发、纹身、拔齿的传统。其后闽越国创立，创造出了灿烂一时的闽越国文化，闽越民族文化和闽越国文化共同成为了候官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越族因居于闽江下游、东临大海，善于造船、以舟为车、以楫为马，逐水而居、讨海而生的的生活印刻出闽越人刚健明强、坚韧耐苦的文化品格；“信鬼巫，重淫祀”的传统形成了共同的民间信仰和各式的民间崇拜，从而塑造了候官人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闽越族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而是直接接纳了汉字，反映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融合特性。所以，福州方言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例如，“你”福州话说“汝”[nü上声]，古文有见如，《愚公移山》：“吾与汝毕力平险。”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优势以及闽江打开的通道，使得闽中能够“封而不闭”，随着永嘉之乱时期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一批批移民南下入闽，中原的合院住宅渐成气候，三坊七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存南方最古老的木质建筑华林寺亦随移民传入；中原的水利技术也在闽中得以应用，西湖便是为灌溉而开凿。不断增加的移民推动了城市的层层壮大，千年文脉不断叠加，一次次筑城后遗留的众多护城河便是旷土渐辟的生动写照。闽越人后裔与汉人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儒释道交融共存的局面。并以儒家学说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涵养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璀璨人物群。
候官文化地理标识开始形成并成型。侯官成为一个文化地理概念之前，实际上首先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然后才形成文化地理概念。候，本有侦查之意，候官一词在汉朝是作为一种县级军事防务组织构建的。福建偏安一隅，两汉便仿照西北地区，在福建建立起“都尉—候官”军事架构。此后，候官所管辖范围逐步缩小，与闽县并立，这时的候官仍然是行政地理概念。唐德元年，侯官城隍庙建成，城隍崇拜是我国最广泛的民间信仰之一，这时候的候官就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而是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义，成为文化地理概念。明清时期，侯官两度入诗，更是文化概念的体现。宋明之后，闽地科举日盛，士子忌讳“候官日久”，便改“候官”为“侯官”，以期封侯，名字更改中包含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侯官真正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应当是在晚清时候，“晚清风流数侯官”，它是以林则徐、严复等一大批人物群体为代表的文化地理符号。大量名人出现在一个不大的区域，绝不是偶然因素，正所谓“地灵人杰”，恰恰说明地域文化是在历史变迁中累积而成，侯官地域文化的内涵是对海洋文化、闽越文化、中原文化的层叠而成，形成了精英文化、民俗文化交织的局面。
侯官人内心世界中的地域因素。地域文化中所包含的独特的价值导向、品德习性和规范约束等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群体的人格和行为养成。宋代之后，程朱理学兴起，福建人的祖先崇拜意识渐强。闽中各大小家族大多建有祠堂，以奉祀自己的列祖列宗。祖先崇拜，成为维系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侯官人的家族乡土观念较之别处也更显浓厚些，哪怕走到再偏远的乡村，宗祠建筑也是保存完好，这彰显出慎终追远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情怀，是对儒家文化血缘基因的赓续。明清随着中琉贸易的开启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福州人大量出海闯荡、远涉重洋，这些出走的同胞，内心世界中地域因素萌动，凭借敢拼会赢、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海外建立起“小福州”、“新福州”。逮到新中国成立、一穷二白之际，又怀着赤子之心，纷纷回乡投资，反哺故土。可以看出，地域文化是哺育个体的精神载体，这种亲缘性超越了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规约，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持久影响。
积淀了强大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内核
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他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可见，包括侯官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对立党立国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侯官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侯官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严谨治学精神和创新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高度一致，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优质资源。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患担当意识；1911年黄花岗72位烈士中的23位侯官人等，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从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监督张亨嘉到最后一任监督、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侯官人用强烈的敬业意识开创学科改革，构建起中国现代大学的基础。沈葆桢的实业强国、严复的教育强国到侯德榜的科学强国等，侯官人一直将国家富强作为自身的宏伟抱负。这是对儒家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承和实践，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天然途径和重要源泉。
侯官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福州人是自信的，这是众多贤达之士的卓越见识和治学实践所形成的精神内涵的体现。“一条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侯官人才涌动，为中国近、现代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沈葆桢等建立马尾造船厂、率先开办洋务，以亚洲第一规模的生产车间生产出第一艘千吨级兵商舰船“万年清”、第一艘远东最大巡洋舰“扬武”、第一架国产水上飞机、第一条自营电报线等，开启中国现代化之路。后有五四运动点火者林长民、“侯氏制碱法”侯德榜、建筑师林徽因、报界先驱林白水等，这些侯官人在各个领域开拓引领中国风气之先。截至目前，福州共有院士74人，位居全国第六，仅从新中国成立开始，闽侯就先后走出了17位院士。从“科举之城”到“院士之乡”，这是古侯官学风兴盛不绝的有力证明，体现了侯官文化接续发展的连续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并因其开放进取、兼容并包的文化特性，在不断吸纳革命的、民族的、时代的精神下，创新成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和支撑。
侯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是构建中国文化体系的关键人物。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严复，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总结为“侯官严复学”，后汪征鲁教授将其命名为“侯官新学”，既阐述了区域地理、侯官文化在严复思想中的重要塑造作用，也肯定了其在晚清新学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侯官新学主要包括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季同、林纾等人的思想，“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其主要标志，主张学习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中西方文化价值交融发展的局面，并有力指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实践。身处侯官新学影响之下，更是诞生了翻译了163部小说作品的“译界之王”林纾。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是西学东渐渐，还形成了中学西传的繁盛场面。号称“福建三杰”的辜鸿铭、林语堂和陈季同，开始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其中，陈季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译介到欧洲的第一人。侯官文化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驱样板。
文化的传承绝不仅仅是靠延续而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对侯官文化认知、认同，知往鉴来，才能自觉自省，便能更好传承。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观察分析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作为新一代侯官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既需要守正，扎根侯官优秀传统文化与底层的文化守望，更需要紧密结合地方建设实际，对思想精髓、价值理念、责任使命作出创新阐述。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桃）